有幸到北京“今日美术馆”参观了“流行书风提名展”。在浏览了幅式不一、风格不一的作品后,笔者的“印象”是:展品虽然“超出”了自己的“欣赏习惯”,有的作品结字相当“怪异”,但仍然没有“脱离”书法艺术的“法”。窃以为,可以看作是书法传统沃土上长出的一棵嫩苗,虽然鲜活夺目,但仍然是吸收“传统沃土”的“养分”冒出头来的。试谈“看法”如下,敬请方家指教。
一、没有脱离书法的“原材料”——汉字。展品基本上是可识的“汉字”——尽管有些字认起来较为困难一点。书的既然是“汉字”,书者自然就是按艺术的“书写规律”办事。第一是写得正确——一个字的笔画不能多不能少,组词的“意”正确。这一点,书者都基本做到了;第二是字由线条组成,这一点也没有发现问题。虽然有些作品的线条由“线形”变成“块形”,但仍然是“线条”——不是其它几何图形;第三是所有字仍然是“方块形”,有的作品线条交叉衔接的角度虽然“不循常规”,字形的整体结构相当“夸张”——不是“视觉习惯”上的较为“规则”的“方”(正、长、扁、三角、六角、八角)形,但仍然是没有脱离“方块”的参差不齐的“方”形。
二、没有脱离开书写汉字的“工具”——笔、墨、纸。既然使用这些工具,书者自然就是按这些工具的“特性”——笔性、墨性、纸性办事。和“惯性习惯”不同的是,这些书者把笔性、墨性、纸性发挥到了“极至”——笔的中、侧锋甚至笔肚、笔根全用;墨的浓、淡、干、枯、焦全上;纸的幅式、颜色(装裱形式)特别;但无论怎么“变”,怎么“标新立异”,笔、墨、纸还在用——这就没有脱离毛笔蘸墨把字写在纸上的“传统”,没有脱离“笔法”“墨法”的约束。虽然个别作品似有“制作”的“痕迹”,但没有超出“创作”——一创二作的允许范围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书者们对笔性、墨性、纸性最大限度的“率意”发挥,倒是值得笔者学习借鉴的。
三、没有脱离谋篇布局的“基本法”——整体协调。展品尽管有各种幅式——条幅、中堂、斗方、横披等,但在某一种幅式(空间)内的字矩、行距、黑白、款识、钤印基本还是协调的。虽然在“视觉”上初看有“乱”的感觉,就某一个字来看有“倾斜欲倒”之势,但就“行气”来看,仍然有重心稳定的“中轴线”贯穿;通篇来看,仍然没有离开“对称协调”的“美学规律”制约。线条之间、字行之间仍然是有“关系”的——这也许就是书者们追求的具有“视觉冲击力”的“势”。这种“势”虽然很“张扬”,“个性”显得很“突出”,似有一种幅式——形式至上的“夸张感”,但仍然是在纸上——幅式内的“打转”“翻筋斗”,并没有跑出“书法”这个“如来佛”的手心。
四、没有脱离书法的“宣泄功能”。书法是书者宣泄情绪的产物。如果把“宣泄”的程度划分为“弱、强、烈”三个等级的话,历史上书斋式的创作——悦己和互相把玩作品的情绪宣泄程度,大体可以用“弱”来概括,像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那样的“悲愤之作”,也就是“强”接近“烈”吧。当代“流行书风”的作品,笔者以为,在宣泄情绪上,基本可以划入“强”和“烈”的等级。也就是说书者非常重视个体情绪的宣泄,字数的“稀少”,字形的“高大”,点画的“块形”,结字的“变形”,布局的“夸张”,黑白的“大反差”,纸张的“带色”,幅面的“超大”,装裱的“匠心”等,都是强烈宣泄情绪的产物,都是企图在“瞬间”就“震慑”观者。但情绪的宣泄,无论怎样“强烈”甚至“超强烈”,说到底也就是宣泄情绪罢了,并没有也不可能脱离书法本身固有的“宣泄功能”。在这一点上,还不能说有什么大的“突破”和“创新”。
五、没有脱离书法的“精神追求”。作书与作人,书品和人品,是一个永恒话题。古往今来,在“书中”追求人生的境界,始终是书法从业者的目标。有成功者,也有失败者——往往不是书品不好而是人品有瑕。不管怎么说,通过书法这种艺术形式——挥毫泼墨追求提升精神境界这一点,则是共同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“传统书法”也好,“流行书风”也好,在精神追求这个“终极目标”上都是一样的——都在竭力追求。至于“精神”的“内涵”(对真善美的理解),追求的途径、方式、速度,最终由历史老人来评判吧。当代人是难以“争”出个结果的。
六、没有脱离书法所需要的“字外功夫”。书法需要的“字外功夫”,并没有统一的要求和标准。文、史、哲、政、经、军、儒、佛、道、诗、词、画等知识和技能,似乎都可以成为“字外功夫”。“流行书风”的书者们似乎吸收了现代“美术”“影印”和“包装”的知识和技巧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这是一种“笔墨当随时代”的进步。但无论怎么说,没有脱离书法需要“字外功夫”这个“通行原则”。至于采用的什么“功夫”,能不能“流行”下去,成为新的“传统”,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
夏廷献,河南省南阳市人。1944年出生于农家, 1964年入伍,1999年从海军装备部某局政委岗位退休(海军大校)。
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。幼时写大仿,与书法结缘。中学时,受到书法家王学睿老师直接影响,对汉隶魏碑产生兴趣。参军后为连队书画骨干。1970年后在各级机关主要从事“文字”工作,业余时间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汉字的“生命形态”。1999年出版了专著《书道犹兵——中国书法艺术新探》,提出了“战争是书法艺术之父”的观点,揭示了“兵法与书法”的历史渊源及其相互关系,探索了二者同理、同法、同势、同美的内在规律。行家认为是独树一帜的一家之言,为孙子兵法研究开拓了一个新领域,为书法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。
1999年之后,出版了《中国书法千字文》。在《书法导报》等专业报刊发表书法评论文章三十余万字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有长篇小说、纪实文学、戏剧脚本、游记文学、工具书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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